1989年，张学良接受历史学者唐德刚访谈，聊到平生风流，忽然提起一个女人，语气里既有激赏也有恨意：“溥杰的太太，她聪敏极了，也混蛋透了。”
唐石霞，本名他他拉·怡莹，字石霞，属满洲镶红旗。她的祖父长叙官至户部侍郎，她的两位姑母，正是光绪帝的珍妃与瑾妃。凭着这层血缘，她自幼被瑾妃接入宫中，在紫禁城的永和宫里长大。
瑾妃自己不受宠，便把情感寄托在这个侄女身上，极尽溺爱。
1918年，瑾妃做主，将侄女指婚给醇亲王载沣的儿子溥杰，1924年正式完婚，当时溥杰十七岁，唐石霞二十岁。
两人性情从一开始就南辕北辙。溥杰在《溥杰自传》中说，自己性格内向木讷，而唐石霞“很开放，喜欢交际应酬”，婚后感情淡漠，彼此都觉得不自在。唐石霞则在口述中更直接，说瞧不上溥杰唯唯诺诺、被兄长溥仪呼来喝去的样子，认为他没有男子气概。
两人婚姻出现巨大裂痕，首先是因为张学良。
1926年，溥杰在北京饭店结识了刚击败冯玉祥、意气风发的张学良，执意邀至少帅到家中做客。溥杰在回忆录里没有细说此举的后果，张学良却在唐德刚的录音机前竹筒倒豆子般全讲了。张学良说，是溥杰自己把太太介绍给他的，后来唐怡莹就直接对他表白，说她讨厌溥杰，要跟着他走。张的原话是：“她跟我讲，她不愿意跟溥杰，说溥杰这人没出息……后来我们俩就发生了关系。”
这段私情维持了一段时日。张学良说，他后来发现这个女人不简单，送他的画是找人代笔的，还变着法儿跟他要钱，于是他主动断了联系。那个“混蛋透了”的判词，正来源于这次露水姻缘的收场。而唐石霞晚年被问及此事，只说两人是谈得来的朋友，是溥杰疑心太重，自己绝无越轨。双方各执一词，但张学良口述里那些不加修饰的细节，让她的辩白显得有些苍白。
更大的丑闻发生在1929年溥杰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之后，独居天津的唐石霞，与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儿子卢小嘉公开同居。
卢小嘉是民国四公子之一，胆大妄为，曾因争风吃醋大闹上海共舞台，是另一种意义上的“不守规矩”。两人在一起后，随即发生了一件震惊醇亲王府的大事——用卡车搬运财物。
溥杰在自传中有一段痛切的控诉：“她乘我在日本，勾结卢小嘉，用载重汽车把醇亲王府内的大批古玩、字画、金银器皿盗运一空，运到上海去变卖，肆意挥霍。”
然而，唐石霞1980年代在香港接受访问和亲自撰文时，却给出了全然相反的说法。她坚称，自己取走的是瑾太妃历年所赠的嫁妆和私人积蓄，属于她个人的东西，何来“盗”字一说。至于那批所谓醇亲王府的珍宝，她解释为当时政局动荡，载沣一家怕遭不测，托她把东西运往上海存放。她不仅没有盗卖，反而是冒了风险代为保管，后来战乱中为生存变卖一些，也属无奈。她还把矛头指向溥仪和溥杰的政治需要，说他们为了给溥杰娶日本太太，必须切断旧婚约，才把污水泼向她。
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溥仪潜赴东北筹组伪满洲国，溥杰随后被召往。在此前后，京津报纸上登出了唐石霞与溥杰的离婚启事。
溥仪一方一贯将此描述为女方“下堂求去”，唐石霞的口述则提供了另一个至关重要的版本：离婚是她和溥杰商定好的，因为关东军明确要求溥杰娶日本女子以强化血统纽带，她若不去东北就必须解除婚姻。她进一步申明，“我虽是女流，却也知道国家大义，绝不去做日寇的儿皇帝臣妾。”在大量皇族投靠伪满的背景下，这个政治表态无论有几分自饰成分，都构成了她人格评价中无法忽视的加分项。
抗战全面爆发后，唐石霞辗转于上海、天津、香港之间。
这一时期，关于她身份的另一种传说开始浮现——间谍。
港沪两地的一些掌故笔记，如老报人徐铸成的《报海旧闻》中，曾隐晦提到一位“唐姓前清贵女”在沦陷区与香港之间为重庆方面从事情报工作。有说法称她利用前清皇族和民国公子人脉，通过卢小嘉的关系探听过汪伪政权的动向。
唐石霞本人晚年在口述中对此不置可否，只说自己交游广泛，认识许多政界人物。这份有意的含混，给她的人生又添了一层诡谲。
1949年后，唐石霞彻底定居香港。她没有再婚，而是以“石霞”为号，重拾画笔，专心创作与教学。她的工笔花鸟承继了京派宫廷画法，设色清雅，在香港书画界争得了一席之地，多次举办画展。
1980年代，溥杰回忆录在内地出版，对前妻基本维持了“品行有亏”的旧评。唐石霞在香港读到后，利用《紫禁城》等杂志的约稿，连续文章，逐条反驳“盗宝”、“不贞”的指控。她甚至透露，1960年代溥杰特赦后，自己曾托人从香港带信给他，表达了复合的愿望，但溥杰已与嵯峨浩团聚，断然拒绝。
她写道：“他留给我的只有一生的遗憾。”
1993年，唐石霞在香港去世，终年八十九岁。
细读唐石霞的自述，不难发现一个倾向：她对自己行为的解释总是向最有利的方向偏移，但关键处常常缺乏可验证的旁证。她说财物是代为保管，没有载沣方面的任何证言；她说与卢小嘉是相互扶持，但卢小嘉后来也弃她而去。张学良说她聪敏极了，一点不假，她总是给自己留出足够体面的转身空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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